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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中的“理性”一词实际上是指“科学理性”，与理性相联系的评价往往被称作为“合理性”，人们是把理性作为对各种各样的事物或社会现象的评价标准来看待的，而“合理性”则成了一个标识性的用语。科学理性可以认为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演化而来的，其中也包含着技术理性。就技术理性只是社会行动的工具而言，又可以被命名为工具理性。科学理性是从属于分析性思维的，也反映了分析性思维的基本特征，而作为分析性思维对应形态的相似性思维就不具有科学理性的特征。但是，相似性思维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则。相似性思维中的理性属于经验理性，或者说，相似性思维应当成为拥有经验理性的思维方式。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相似性思维的不成熟也就表现在它没有按照经验理性的原则去开展思维活动，所以，创造了大量非理性的创造物。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由于分析性思维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相似性思维受到了抑制，因而，经验理性也受到排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由于人们需要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开展行动，使分析性思维及其科学理性都丧失了指导实践的功能，也同时逐渐地使经验理性的功能显现了出来。

当人的经验上升为社会观念时，是以经验理性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对经验的否定。所以，人存在于人的经验理性中，而不是存在于抽象的原理和规定中，人的经验理性是人的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人与社会的共同性，人与社会互动的可能性，都是以人的经验理性为依据的，以至于经验理性中的人是完整的和具有总体性的人。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积极的行动者。显然，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更多的行为选择具有直觉反映和策略互动的特征，从而决定了经验理性的功能更加凸显。也许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方案制定中，科学理性依然会得到遵从，而在开展行动的过程中，实践理性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实践理性中的经验理性，将为行为选择提供直接而又具体的指导。

近代以来，我们的社会逐步实现了组织化，组织成为人们开展社会生活和社会行动的基本途径，是一切集体行动的基本形式。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对组织的依赖会进一步加强。在组织的运行中包含着两种理性：纲要性类型的理性和经验理性。纲要性类型的理性是官僚制组织所拥有的那种理性，是在非典型的官僚制组织中以具体的存在形式出现的和作为组织系统基本逻辑线索而存在的理性。而组织的运行又会有着特殊的需要，组织承担某种类型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专业性问题的具体性也会产生特殊的需要，这些特殊的需要是产生所谓“经验理性”的土壤，从而出现了“经验理性”对“纲要性类型的理性”进行修正和补充的情况，进而把组织建构成多种理性的混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