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监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基本职能，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独特而丰富的市场监管改革实践，需要具有自主的市场监管知识体系来加以诠释和指导。依据知识体系构建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市场监管丰富实践和国外市场监管理论，本文指出了中国市场监管现代化道路跟其它4种不同类型国家的差异，总结了中国市场监管现代化面临七大情境因素，从微观监管认知、中观监管理论和宏观监管哲学提出了中国自主的市场监管知识体系的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央—地方、政府—市场以及国家—社会3个方面的重大特征进行了归纳，回答了中国市场监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下一阶段继续深入推进中国自主的市场监管知识体系提出了总体的研究方向。最后，本文总结了未来需要推进的基础性研究和工作，从而为推进中国市场监管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讲好中国监管故事，让中国监管实践更好地为充实和丰富人类社会的监管知识体系建设做出贡献。查看详情>>

“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阻滞是政策过程的经典议题。作为回应这一科学问题的三种路径，即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以及被动变通性执行，既没有解决政策冲突难题，也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创新性经验的挖掘。本文以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组织“事转企”改革为例，分析提炼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主动变通性执行的典型经验。研究发现：主动变通性执行的思维是“变”，体现为中国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联结、组织学习和政策新解，有利于化解政策的“高模糊”；愿景吸引、方案沟通和利益协商是“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优势和能力的作用下有利于化解“高冲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基于组织学习和政策营销机制，使政策由高模糊走向明晰化；国有企业基于愿景吸引与价值平衡机制、方案沟通与资源整合机制、利益协商与共赢选择机制，分别消解了政策目标的兼顾型冲突、政策手段的排除型冲突和组织人事和解型冲突。本研究既创新了“高模糊-高冲突”政策执行的路径且丰富了该理论的内容，也为“事转企”改革提供了最佳实践和创新性的中国方案，还通过“反吸纳”概念拓展了政府吸纳的范畴。查看详情>>